“软着陆”后经济运行的新特点及政策启示

编者按：为什么“软着陆”之后经济增长率的启动和回升难度加大？这是目前我国学术界和广大老百姓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树成教授的这篇文章从我国分析经济运行的新情况、新问题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层透析并对相关论题作了全面论述。作者认为，我国当前经济运行正处于体制转轨的深化期、长时间高速增长后的调整期、由全面短缺到阶段性买方市场的转变期，这三者的交叠重合，决定了“软着陆”之后的经济启动需要一个过程。作者在论述“软着陆”后我国经济运行的新特点的同时，提出了诸多有益的政策建议，很值得一读。

1993—1996年，我国经济的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随后，我国经济的增长与波动出现了新特点：一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动荡的世界大背景下，我国经济仍保持着较快地增长，既没有出现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那样严重的负增长，也没有重蹈我国历史上“大起大落”的覆辙；二是经济增长率虽处于较高的位势（7％以上），但处于连续几年的下滑之中。为什么“软着陆”之后经济增长率继续下滑，或者说，为什么“软着陆”之后经济增长率的启动和回升难度加大？对此，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新特点，主要是因为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的运行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除了东亚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动荡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结构调整等国际因素的影响之外，就国内因素来看，可以这样说，我国经济运行正处于体制转轨的深化期、长时间高速增长后的调整期、由全面短缺到阶段性买方市场的转变期这三者的交叠重合，或者说是体制背景转换、波动态势转换、市场环境转换这三大转换的交叠重合。

经济的波动在向上转折时与向下转折时，即启动时和刹车时具有不对称的特点。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启动容易刹车难”；而在市场机制起作用的情况下，则是“刹车容易启动难”。

为什么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启动容易刹车难”？这主要是因为那时的资金约束是软的。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初期，投资为“财政主导型”，财政资金的使用是无偿的。80年代中期，经过初步改革，国有企业实行了固定资产投资的“拨改贷”和流动资金的“全额信贷”，投资转为“金融主导型”。但银行资金名义上是有偿使用的，而实际上则是“借钱可以不还”，即银行担当了“二财政”或“准财政”的角色。投资由过去的“吃财政的大锅饭”转向“吃银行的大锅饭”。这样，每当经济需要启动时，只要一注入资金，一放松银根，各地区、各部门、各国有企业都会争先恐后地去争夺资金，经济立即启动起来。而当需要刹车时，各地区、各部门、各国有企业都不愿意立即罢手，唯恐先刹车者吃亏。整个经济的高速扩张，直到难以为继时才不得不急刹车。这就是说，在原有体制下，资金的闸门易开不易关。

为什么在市场机制起作用的情况下，“刹车容易启动难”？美国著名的研究经济波动问题的学者哈伯勒曾指明了市场经济下的这种不对称特点。他写道：“通过银行方面的限制信用，总是可以使扩张由此停顿、收缩过程由此开始的。但是，单单凭借信用代价低廉和供额充裕的办法，却不一定能使收缩迅速遏止。……由此可见，在高潮转折点与低潮转折点之间，存在着某种参差情况，对向上转折进行解释时所采取的方式，跟对向下转折时所采取的，应有所不同。”（哈伯勒：《繁荣与萧条》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06页。）在市场机制起作用的情况下，之所以“刹车容易启动难”，主要是因为资金约束硬化，一是借钱必须要还，二是投资必须考虑赢利。当经济波动处于波谷阶段时，投资前景不看好，不论是企业借款还是银行放贷，都必然要谨慎。而当经济扩张需要刹车时，企业和银行都唯恐刹车不及而吃亏。这就是说，在市场机制下，资金的闸门易关不易开。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在“软着陆”的过程中和“软着陆”之后，我国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加速深化，特别是取消了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管理，由此使资金约束硬化。资金约束的硬化，一方面，对于抑制经济波动的大起大落具有深远的、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下子还不适应的情况。这包括三个方面的不适应：1．企业的不适应。一是企业吃惯了“财政的大锅饭”和“银行的大锅饭”，一下子还不适应“借钱必须要还”的硬约束；二是国有企业的历史债务包袱很沉重，一下子还不能轻装上阵；三是企业还没有建立起与经济效益、风险责任相对应的激励机制。由此，企业作为独立的投资主体尚未成熟。加之经济增长率的连续下滑和通货紧缩，使投资缺乏赢利的好前景，使企业出现“惜借”的倾向。2．银行的不适应。一是银行作惯了不负盈亏的“出纳”，尚未形成积极主动地去追寻和判断哪些投资项目能赢利的能力；二是银行亦有沉重的不良债权的包袱；三是银行也还没有建立起与经济效益、风险责任相对应的激励机制。由此，银行作为商业性的经营主体也尚未成熟。加之投资的前景不看好，使银行出现“惜贷”的倾向。3．资本市场的不适应。我国的资本市场还刚刚处于发育的过程中，远未成熟，由此，使直接融资渠道很狭窄。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得到的政策启示是：在我国目前的体制条件下，单靠降低利率和放松银根的手段，或由财政力撑整个的启动，都是难以奏效的。要使经济稳健地回升，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和金融体制的改革，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微观主体的成熟。这其中，特别是要激活社会与民间的投资积极性，激活广大中小企业的投资积极性。

我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1953—1978年的26年里，为6．1％；改革开放以后，1979—1990年的12年中，高达9％；1991年到“软着陆”成功之前的1995年，即“八五”时期，更高达12％；1979—1995年这17年中，为9．9％。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必然会逐渐累积和隐含着经济结构的失衡，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社会总产品最终使用结构的失衡，即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的失衡。

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结构主要是指，在国内生产总值中，资本形成与最终消费各自所占的比重，即资本形成率与最终消费率的比例关系。这一比例关系是社会再生产能否顺畅运行的最基本、最综合的比例关系。在投资效益为一定的情况下，长期而高速的经济增长，必然依托着高的资本形成率，相对应的就是低的最终消费率。如果资本形成率过高，而最终消费率过低，则会引起社会总产品最终使用结构的失衡，造成消费市场相对狭小，从而使投资失去目标，整个社会再生产不能正常运行。我国按1952年不变价计算的最终消费率，从1981—1996年呈现出下降趋势。最终消费率在1981年为61．2％，1996年下降为51．4％，下降了9．8个百分点。需要说明的是，在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中，最终消费的绝对额是在不断扩大的，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是最终消费在GDP中所占的相对份额的缩小。打个比方说就是，社会总产品这个蛋糕不断做大，所切下来的最终消费部分也在不断增大，但所切下来的最终消费这部分占整个蛋糕的比例却在不断下降。与此相对应的是，按1952年不变价计算的资本形成率，1981—1996年平均高达41％，特别是1993、1994、1995年，更分别高达42％、43％和45％。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中国、韩国、泰国三国的总消费率均长期处于下降趋势中，而三国的国内总投资率也长期处于上升趋势中。这表明，我国和韩国、泰国一样，同属于“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增长模式。但是，韩国的总消费率在1988年降到61％之后，逐渐有了一个上升趋势。泰国的总消费率在1991年下降到64％之后，也保持了一个平稳的态势。而我国的总消费率却一直下降到1996年的56％。这在世界各国已属极低的总消费率了。根据世界银行所列出的有关各国的资料，1996年，总消费率最低的是新加坡（49．5％），我国略高于新加坡，而低于马来西亚（58．1％）、泰国（64．7％）、韩国（65．8％）、印度尼西亚（66．8％）。日本曾在1965—1970年的呈现出“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增长态势。这期间，日本的国内总投资率由31．88％上升到39．02％，总消费率由66．72％下降到59．7％。但随后，其国内总投资率呈下降趋势，总消费率呈上升趋势。

为了恢复社会总产品最终使用的正常比例关系，就需要有一个调整过程，这就是提高投资效益，控制和降低资本形成率（不是降低投资绝对额），提高最终消费率，以打开国内消费市场，为投资的复活创造空间。由此，我们得到的政策启示是：为了提高最终消费率，一方面，应从收入角度入手，提高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和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从支出角度入手，尽快建立有利于降低居民支出预期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激活现有的储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使综合国力大为增强。我们告别了过去长期的、普遍的严重短缺，出现了阶段性、结构性、局部性的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局面。这是一项具有根本性、历史性意义的重大转变。

所谓“阶段性”的供大于求是指，一方面，我国人均GDP尚处于800美元左右的世界低收入国家水平，是低收入阶段上的买方市场；另一方面，当前的供大于求是在居民现有和预期收入水平，以及现有和预期支出水平上，仅在一般的“吃、穿、用”消费达到阶段性饱和的情况下出现的；再一方面，当前的供大于求是在经济波动处于波谷阶段时出现的。

所谓“结构性”的供大于求是指，一方面，当前的供大于求是在过去高速增长中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使一部分生产能力过剩而形成的；另一方面，在“吃、穿、用”本身由低档次向高档次的升级中，在“吃、穿、用”低层次向“住、行”高层次的升级中，在商品性消费向服务性消费的升级中，以及在一般性产品向高质量、多品种、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升级中，供给结构的变化还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不适应市场激烈竞争的需要，还远远未达到供大于求的状况。

所谓“局部性”的供大于求是指，适合于在城镇使用的一般性消费品虽然出现了饱和现象，但适合于在农村使用的一般性消费品还由于农民的收入原因，以及生产方面、流通方面、服务方面等诸多原因尚没有被满足。

阶段性买方市场的形成，无疑给经济的启动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使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再像过去那样高，而要求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型扩张转向质量型、效益型提高。由此，我们得到的政策启示是：要想在供给面有所突破，就必须依靠技术进步与知识创新，推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同时，在居民收入水平不断上升，但尚未达到一个更高、更富裕水平的阶段，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既可推进经济增长，又可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